日前召开的下半年全国证券期货监管工作会议上，中国证监会主席尚福林表示，股指期货等金融创新要吸取南航权证的教训，下一步要优先发展公司债等固定收益类产品。尚福林还表示，要积极稳妥推进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必须适度，要与市场发展程度和投资者成熟程度相适应。
为什么“要积极稳妥推进金融创新，金融创新必须适度”?有关方面想要表达什么?
众所周知，金融创新一直是中国金融业弄潮者的主张和追求，而在金融创新产品中，推出诸如期指、融资融券等金融衍生工具则是市场最大的呼声。理由是，成熟市场一般拥有做空机制和做空工具，而中国股市则严重缺乏，这使得参与其中的机构无法利用做空工具对冲或规避大盘下跌风险，也使得中国股市变得只能做多不能做空。在他们看来，只要融资融券之类的衍生工具一推出，一切问题就将迎刃而解，不仅机构从此将不再受累于股指涨跌，中国股市也将从此变得成熟和健康。
然而，发生在中国金融衍生品试验田——权证市场上的诸多事件告诉人们，一旦金融衍生工具被少数机构控制和利用，那么参与市场的绝大多数散户都将成为机构刀俎上的鱼肉;而一旦操纵权证市场的投机力量和投机手法被移植或复制到诸如融资融券等衍生工具的投机炒作中来，不仅中国股市现货市场会险象环生，新生的金融衍生工具的前途也会遭受威胁。何况，一如成思危先生日前撰文所说，上证指数严重失真导致股指虚涨虚跌。依据这样的指数去开发衍生品，只会让投机者如鱼得水。
简单的例子或许更能说明问题。中国股市大起大落、虚涨虚跌的特征有目共睹，如果期指有幸于去年年初推出，那么，经历去岁今初以来的牛熊转换，将会有多少金融机构葬身于这一年来K线的峰谷之间呢?让我们看看机构是怎样预测股指的，在1500点时预测股指很难突破2245点的历史高点;在3000点时预测4000点已经是极限了;在5000点时预测6000点，在6000点时预测一万点。这时股指掉头向下，于是跌到5000点时，认为是牛市的暂时调整;跌到4000点时，认为股市调整已经到位;在3000点时看空到2000点，在2500点时看空到1500点。如果我们按照机构的预测来判断机构的期指操作，可以想象，在这轮行情中，做反了的机构将难以计数。那些期望通过金融衍生工具来避险的机构，到头来会发现，自己还没热身便已被市场淘汰出局。
融资融券又能怎样?
或许7月15日美国证监会紧急发布的一项限制股市卖空禁令，能“一语”惊醒梦中人。所谓“限空令”，就是禁止投资人对房利美、房地美和雷曼等19只在美国上市的金融股进行所谓的“裸卖空”交易，即事先不借入股票即进行卖空的行为。美国是一个金融衍生品非常丰富、监管又非常严格的市场，即便在这个市场，人们依然看到一些大型对冲基金和大型投资机构，利用法规的漏洞和市场对金融股的看淡心理，借助金融衍生工具大肆操纵美国金融市场，以至美国政府不得不采取限制做空的极端办法来防止金融风险进一步蔓延。
我们经常说，金融衍生工具是一把“双刃剑”。现在看来，在缺少人才和实战经验，监管能力也难以匹配的中国金融市场，当我们创新出的金融衍生工具遭遇类似索罗斯这样的实战经验丰富、炒作计划严密、善于对各种市场精妙利用的衍生品炒作高手时，这些工具或许不再是我们手中的套利或避险工具，而是别人用来打击甚至毁灭我们的武器。
处于网络时代的当今全球金融市场，资金流动速度快、行迹隐蔽、冲击猛烈、监管难度大。对于尚处于金融市场发展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我们最需要做好的是练好基本功，把最基础的金融本领掌握住，而不是期望匆忙升级到更高格斗领域、掌握更高难的格斗动作。我们要敢于承认在某些领域不是国际金融大鳄的对手，这对我们实事求是地评估自己、认清自己，并根据自身能力，设计出适合本国国情的金融衍生品有好处。那种盲目看齐成熟市场，认为别人有的我们也应当具备的想法，对中国金融市场可能有害无益。正因为如此，我们认同“金融创新必须适度”这样的观点。因为，“创新”不仅需要维护现货市场的稳定，同样也要维护期货市场、直至整个金融市场的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