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立信用 再谈创新
易宪容(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我在2001年以前比较赞同更多民营企业，更多产权私募化。到了2002年，那时候建立农村银行，我有一句话，我说我们中国一家民营不能批，为什么呢?因为金融跟其他产品不一样，他交易的是信用，给信用的风险定价。如果这个社会基础没有一个比较合适的，或者比较社会化的信用关系，你交易的东西就会出问题。比如说我是一家民营银行我允许你做，你可以做十年做的很好，当然十年最后两天，他可以把所有的东西全部卷走，像华夏证券交易所一样，他把所有的交易都卷走了。而且不仅华夏证券是这样的情况，我们在东北荷兰证券，我对中国整个金融做一个研究，我发现我们信用基础是由血缘关系走过来的，也就是说你血缘越近你的交易越可靠，所以这种信用制度没有确立的时候，如果你的金融创新，你的金融产品都出来的时候，风险就很高了。如果我们也走的很快，基本的信用基础没确立，面临的问题比较多。
不摔跟头就想长大，不可能!
张燕生(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所长)：孩子要不摔跟头要叫孩子长大，是不可能的。看看美国，再看看欧洲都会发现他们的金融风险是不断的，为什么别人可以犯错误我们就不能犯错误?再说，在中国历史上金融创新也是不少的，我们山西的票号，包括温州民间的金融方式，都是他的金融，只不过没有让他合法化。这里有一个故事。比如我们到印度去，印度对外资有一个行业是坚决并购，就是分销，后来我就在想，为什么沃尔玛不能进印度就能进中国?我自己是这么理解的，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沃尔玛不能进印度他会允许小商小贩成长，一个小商小贩是一个家，千家万户个小商小贩就是千千万万个家庭，就有了生计，一个沃尔玛他们就没有生计了。第二个没有小商小贩就没有印度自己今后的沃尔玛，我们知道从市场的形态，小商小贩是最原始，沃尔玛从分销形态来讲是最高级的，我们中国一个沃尔玛进来，我们小商小贩像人一样自然成长的过程就中断了，那么意味着千家万户被沃尔玛人为的中断，所以有的时候想一想，小商小贩脏乱差，吃的东西就是假冒伪劣，但是今后他们有可能成为沃尔玛。
美国有一个诺贝尔奖获得者1986年给中国政府的建议是中国20年不要搞股市，你们搞不了，就是说2006年中国都不要搞股市。中国政府是怎么做的呢?86年他告诉我不能搞股市，87年中国政府派人到纽约请了一些留学生回来，开始研究和设计股市，后来有了沪市，有了深市，有了今天这样的规模。所以我个人觉得，不要有太多的限制。
